2、波兰借鉴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去年波兰以欧盟10%的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占整个欧盟的70%。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能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到2025年左右，中国大陆可能成为第三个。

4、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做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少数能够赶上或是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地区，其主要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

5、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的发展，人们大部分看到的是问题，却没有搞清楚产生问题背后的原因。在这样的状况下去解决问题，可能会把问题搞得更糟。

6、新结构经济学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张是，让企业家发挥市场敏感度去寻找创新的机会，在企业家解决不了的瓶颈限制，政府要补位。

7、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够取得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从哲学上讲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具体操作上讲，就是不断审时度势，在该改能改的地方推动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

8、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大部分还是在引进的阶段。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开创了我国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之先河，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知名财经主持人姚长盛专访林毅夫教授

以下为专访精编：

姚长盛：为什么您会把“本体”和“常无”这样带有中国道教色彩的内容，放到对经济学的理解中？

林毅夫：不管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成为体系的理论、思想，大都是这两个原则的应用。

举个具体的例子，《论语》里，弟子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回答了二十几次，每一次答的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仁”是儒家哲学的“本体”，它的表现方式会根据条件不同而不同。

经济学也有自己的“本体”，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的人”，在经济学里是说，当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时，他总是在可选择的范围里，选择他认为最好的。但是，不同的人，可选择的范围也会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也可能不一样。

所谓经济学的理论，是描述一个决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但是，条件不断在变化，因此，特定条件之下的选择，就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换句话说，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如果船不动、水不流，剑还会在那个地方。可是如果船动了、水流了，刻舟求剑就不对了。任何理论都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的，但是条件可能变，所以我们要了解现象，就应该重新从最基本的点出发——决策者是谁，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用的资源有多少，限制条件是什么，有何种可能的选择，在决策者的若干个选择当中，哪一个可能是最好的。

总的来说，分析问题时，不以任何现有的理论和经验作为出发点，而是以“理性”原则为出发点来分析，看谁是决策者，面临什么问题，要达到什么目标，有何种可能的选择，那种是对决策者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这是经济学的“本体”，每一次都从“本体”出发，而不是现有的理论或经验出发，重新构建对问题的理解，这叫“常无”。

姚长盛：很多非洲国家对您的理论也特别感兴趣，您的理论在那里得到了怎样的应用？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会对它们有这么强的吸引力？

林毅夫：非洲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现代化。它们认为发达国家民富国强，必有其道理，把发达国家那套道理学会，就可以拿回来改造自己的国家，但是实际效果非常不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能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到2025年左右，中国大陆可能成为第三个。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中。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做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少数能够赶上或是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地区，其主要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

中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到非洲国家，但是有一个基本规律——经济发展要有竞争力，选择的产业应该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样要素生产成本才能低。

单单有比较优势还不够，交易成本也要低。不能说企业家开个工厂，还必须自己提供电力供应，改善港口，完善金融体系，之后才能来做投资。企业家做不了这些，需要政府帮忙来做。正如前面所讲，基本原则是既要发挥市场的有效性，也要政府积极有为、因势利导。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普遍比较差，一些制度安排也充满扭曲。理想情况下，应该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但是政府没有那么多资源，也没有那么强的执行能力。

对这些问题，中国的经验是像毛主席所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没有办法把全国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同时搞好，政府可以设立一个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园区里实行一站式服务，这样就能快速把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

这样一来，出口增加了，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了，社会比较稳定，大家对未来有比较好的预期；经济发展快了，税收也增加了，政府的资源也多了，能够扩大的基础设施范围就越来越大，这样经济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这套思路在非洲国家也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比如埃塞俄比亚，它本来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内陆国家，过去这五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四倍，工业产值也增加了四倍多，经济增速平均10%，这还是在整个非洲国家出现去工业化的状况之下发生的。

本来是大家认为不太可能发展起来的地方，但它发展起来了，我想它就是参考中国的经验。

除了非洲国家，像东欧国家波兰也借鉴了这套思路。

波兰应该算是苏联东欧转型中表现最好的国家，它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所以没有出现经济崩溃和停滞。但是它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很快，就业问题比较难解决。波兰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因此，大量的工程师、医生等专职人员移民到英国、爱尔兰、德国。

2015年10月，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上台，第一次在议会选举中超过半数，他们宣布要制定国家发展计划。大家听了很奇怪，说：“你要制定国家发展计划是不是又回到计划经济？”

负责这个工作的莫拉维茨基，当时是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和发展部部长，他公开写文章答复，“我们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我们根据的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要完善市场，发挥有为的作用来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

姚长盛：您会不会在波兰的受欢迎程度和在中国一样？

林毅夫：是不是受欢迎，这难说，但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不仅是我的理论被采用，而是产生了效果。

去年年底，莫拉维茨基从副总理升任总理。今年1月份，他去参加达沃斯论坛，我听他在演讲里说，波兰人口数为3800万，占欧盟的10%，去年波兰创造的就业机会占整个欧盟的70%。

我今年5月到波兰参加会议，看到了波兰的就业状况确实有很大改变。首先，国内的就业机会多了，再加上西欧的就业状况不是很好，一些流向外地的波兰人回来了。其次，乌克兰等国家的移民也来波兰找工作。

可以说，来自于中国的经验还是比较适合波兰的。

姚长盛：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林毅夫：这要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来看。

从国内讲，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就要继续发展，生产力水平也要不断提高。

怎样提高生产力水平呢？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不断涌现出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然后把有限的资源逐渐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另一个是要提高效率。

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我把中国这样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根据和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分成五大类：

第一类，追赶型产业。发达国家有而中国还没有，我们还在追赶；或是中国国内也有这个产业，比如说装备业，有时候同样功能的设备，中国卖100万，德国可以卖500万。这是因为它的设备质量好、技术高，在这些产业，我们还需要追赶那些比较先进的国家。

第二类，领先型产业。这些产业中国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比如家电产业。

第三类，转进型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过去我们在世界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是随着劳动力工资上涨，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了。

第四类，换道超车型产业。这类产业的特性是：一般跟信息通讯技术有关，产品研发周期特别短，12-18个月就是一个周期，投入的资本主要是人力资本，比如雷军做的小米手机。

第五类，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有的跟国家的经济或国防安全有关，例如战略新兴产业，或军工产业，它跟第四类产业的特性正好相反，产品研发周期特别长，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资本投入也特别大。

这五类产业的特性是不一样的，它们当然都需要市场竞争，但市场失灵的地方不一样，这就需要政府因势利导、克服市场失灵。

另外，中国国内经济还在转型，仍存在一些体制不完善的地方，是不是简单把那些不完善的体制消除就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是这样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资本极端短缺的国家，存在需要大量的资本的、与国防、军工、国计民生有关的产业，它们大多是国企，是没有比较优势的。这样一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保护补贴，它们就会全部垮掉，继而会影响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所以一定要给它们保护补贴。

很多人质疑，政府给国企保护补贴是因为它们国有，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样，我认为是因为它们有战略重要性，无论是对国计民生还是国防安全来说。因为违反比较优势，即使私有化以后，政府也同样得给它们保护补贴，而且，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可能会更高。

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给一些国企保护补贴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经过四十年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很多产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比如中低端装备业，三一重工、徐工集团等企业在国际上也很有竞争力，就不需要给保护补贴了。也就是说，改革需要与时俱进。

总的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张是，找出产业需要升级的地方，在竞争的市场中让企业家发挥市场敏感度去寻找机会，在企业家解决不了的瓶颈限制，政府要补位。

国际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崛起自然就影响到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利用中美贸易逆差作为借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实还是想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我想，中国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应对。第一，贸易是双赢的，中国发展这么快，很多国家想共享中国的发展机会，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倡导自由贸易，站在道德制高点。

第二点，对待美国，我们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有这样才能让美国的老百姓知道，跟中国的贸易其实是有利于他们的。

第三点，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抓住当前的发展机遇，继续深化改革。

姚长盛：如何看待学界对“有为政府”的质疑？

林毅夫：很多东西一被复述以后都扭曲了，认为有为政府是反对市场发挥作用。我强调的是市场有效是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是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没有政府，市场很难有效。

比如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几乎不作为，按照一些反对政府发挥有为作用、主张依靠市场就可以的经济学家的看法，这些国家的经济应该会发展得很好。可是，它的经济也不发展，人们生活也不改善，所以单单靠市场的作用是不够的。

很多人觉得中国政府太强势了，中国政府越位的地方确实很多，但是相比那些政府不作为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好多了。我们应该以“常无”的心态，而不是以教科书的心态来看问题。

有时候我为什么说要有“常无”的心态？因为如果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可以看到政府确实有越位的地方，有做错的地方。但是如果政府全都退出，有市场失灵谁来补？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从现有的理论出发来看中国的现象，而应该从中国的现象来看背后的道理，不要一看到政府有越位的问题，就主张不要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这样会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林毅夫教授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

姚长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波澜壮阔，取得了很大成就，与实践对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林毅夫：可以说，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大部分还是在引进的阶段。教材基本是用国外的原版，即使不是原版，也是根据国外的教科书改写的，理论、体系和章节安排都是国外的。

中国经济学者做的研究要么是拿国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指出中国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要么是用中国的经验资料来验证国外的理论，基本上没有多少原创。

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问题，人们大部分看到的是问题，却没有搞清楚问题背后产生的原因。在这样的状况下去解决问题，可能会把问题搞得更糟。

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中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去总结：中国存在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还能前进？这些问题需要有什么条件才能解决？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姚长盛：您的研究认为是靠什么？

林毅夫：我们的改革还是比较成功，从哲学层次上讲，我们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解放思想？因为我们不能用过去的文本解决当前的问题，也不能用别人的文本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中国到底有什么问题，要用适合中国的办法解决；解决了过去的问题，其他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要与时俱进。

从具体的角度讲，中国是用渐进的双轨制。转型之前，国内有很多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关乎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必须让它们存在，那就要给保护补贴。

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生产成本低。但是在国际上要竞争，单纯生产成本低还不行。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差，只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在园区里把基础设施做好，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之后，创造就业，使农村劳动力大量从低附加值的农业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这样一来，经济增长率提高，税收增加、外汇增加、出口增加，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带动产业不断升级，进而给改革旧的部门创造条件。

之前，旧的部门不具有比较优势，企业没竞争力。现在，中国从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积累了，产业也有比较优势，企业就有自生能力。国家的支持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用经济学语言讲就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够取得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从哲学上讲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具体操作上讲，就是不断推动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

姚长盛：一个经济奇迹本身应该对应更好的经济学研究，或者是更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研究。很多人在想，中国经济学者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您有没有想过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我没有想过。我研究经济学不是为了得奖，只是希望自己的认识能够帮助大家的认识，也希望能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供更好的方案。开始读书时，我原来是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觉得把西方的理论学会了就能指点江山，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既然不是这样，我们就应该从现象去了解背后的道理，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

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请我写篇贺词。在祝贺的文章里我提出了一个命题——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我提出这样的命题是因为，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发表了《中国的奇迹》，在这本书里我们预测21世纪中国会变成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

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学中心最早是在英国，18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初，这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从二战之后到现在，世界经济学中心一直在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有，但数量上不多。

为什么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大师辈出的地方在时空上有这样的关系？我想，任何理论都是简单的逻辑体系，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应该说，理论是越简单越好，也就是逻辑越简单越好。怎么判断一个理论是重要的？这取决于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的贡献就越大，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就越大。

什么是重要现象？重要经济体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从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英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事件。解释这个现象时，英国人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能够真正把握到这个现象背后的脉络，知道这些简单的因果是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中心向美国移动，经济学研究会有一代落差，到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提高，逐渐转移到美国，因此，美国人以及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

我相信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21世纪中国会是最大的经济体。

姚长盛：中国怎样才能诞生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和世界级的经济理论？

林毅夫：在1995年的文章里，我提出经济学研究要本土化、规范化，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而不是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这两者不一样。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那还是照搬，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要有严格的内部逻辑，要运用数学模型，而且逻辑的各种推论必须和经济现象一致，要经过经验的检验。

我认为，如果研究本土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问题的重要性也会越来越大。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了解它背后的原因，提出新的理论体系，构建新的理论模型，这样的贡献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所以我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也将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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